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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紋理》:歷史應該如何被記憶
2018年01月24日 

潘宇


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

《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  李紅濤 黃順銘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12


  孟子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這便是強調了歷史敘述對于政治秩序的意義。不過,孔子自己作春秋是筆則筆,削則削,但他卻十分夸獎秉筆直書的董狐為“良史”。很顯然,重要的歷史事件該如何被記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理解。

實踐一旦被“歷史”性地記錄下來,就會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并塑造出一種持續穩定的價值觀。然而,對于久遠的歷史“敘述”歸納,相對要容易一些,因為歷史的敘述既然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那么,如何處理晚近歷史事件的敘事策略,以了解其中所建構的“集體記憶”,的確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李紅濤和黃順銘所著的《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一書,選取了近代以來最具創傷性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象,梳理了20世紀40年代到2014年國家公祭日確立期間媒體報道的變遷,提出了這樣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們真的記住了‘南京大屠殺’嗎?”因此,該書既可以被看作是對“南京大屠殺”的媒體敘述歷程的反思,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從歷史建構價值之可能性的探索。



創傷:為何我們對日本修改教科書的事件如此敏感


  創傷和抗爭是目前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調,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客觀描述。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西方列強和日本利用戰爭,對中國的領土和資源進行了瘋狂的掠奪,從圓明園到治外法權,中國人飽受屈辱并奮起抗爭,所以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后,媒體報道的重點是“一心抗日”。而在1949年之后,南京大屠殺的敘事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該書通過對1949年到2012年《人民日報》關于南京大屠殺文章的分布的分析,發現到1976年,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不多。而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試圖修改教科書以否定侵略中國的歷史之后,《人民日報》將南京大屠殺重新發掘出來,所以書中以“重新發現的”南京大屠殺來反映這個轉變。

  由此可見,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的瘋狂舉動,促發了中國人的“創傷”記憶。其實,1940年以來,日本對于中國乃至東亞的侵略為害最烈,而雖經遠東戰犯審判所的審判,日本政界始終對日本軍國主義對于東亞乃至世界文明造成的傷害認識不足,缺乏真誠的道歉。因此,日本教科書事件尤其成為刺激中國人“創傷”神經的因素。我們從1982年開始了“建館立碑編史”活動,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落成并對外開放。受到日本廣島和平集會的啟發,1994年12月13日,紀念館首次舉辦“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此后紀念活動持續開展。

1982年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還直接推動了國內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開展,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陸續出版72卷,收錄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約3000萬字資料。


世界記憶遺產和國家公祭日


  歷史記憶需要多種方式來建構。就本書的方法論而言,作者明確表述了他們所研究的媒體在建構創傷記憶時的正負兩極作用:一是媒體可以把創傷以高度戲劇化的方式呈現,二是媒體也會受到媒體規則和其他條件的限制。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文化創傷”被歷史性地定型。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創傷喚起震驚和恐懼等感受,但這些感受并非來自事件本身,而是來自人們賦予它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概括了1982年以來媒體文章的四個主題:作為對歷史事件的紀念、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行的批駁、日本各界的反思和懺悔、南京大屠殺的證據。這樣的文章主題突顯出兩個問題:一是通過提供當時日軍各類暴行的證據,促使日本放棄篡改歷史的企圖;二是強調中國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內在動機,在于開創和平的未來。

  然而,更為關鍵的則是建立一個“有形的記憶之所”,因為制度性記憶場所的缺乏是建構集體記憶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國開始從國際組織的認定和國家儀式的建構層面,重建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首先,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國家舉行公祭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

  2014年12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同時也指出,紀念南京大屠殺并非是為了強化仇恨,而是對于正義與和平的呼吁。這可以視為在四個自信基礎上對于“創傷”記憶的超越。

  作為人類文明史上的悲劇,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中國的創傷,也是世界的悲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評審出的“人類記憶”2015年《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新增47個項目中,就包括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這對于提升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國際知曉度具有推動作用。

除了這些制度性的“記憶工程”之外,其他的文藝作品,特別是紀實性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讓大家開始了解南京大屠殺這場慘劇。


探索人類社會進步主題


  作為一部討論“記憶”理論的著作,該書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僅僅是在討論“南京大屠殺”的媒體報道策略,而是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作為創傷記憶,目前的建構方式“欠缺最為核心的部分,即對受害者的呈現,尤其是受害者的自主言說”。作者認為,在為“歷史作證”這樣的巨大任務面前,見證者和加害者的比重似乎更為突出。而作為受害者,以“中國人民”作為代言人身份的“集體性”訴求,導致“受害者的敘事及其主體性都遭到了壓抑和削弱”。這樣,受害者作為敘事內核所可能帶來的強大的符號力量也會受到壓制。所以,在體現國家意志的同時,探索從“人性之惡”上去發掘日本人的侵略本質,從個體的受難去理解人類的生存困境,可能更具有傳播的效力。

  這樣,我們便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建構南京大屠殺記憶的更為普遍性的依據。在2014年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習近平提出:“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人民無數次經歷了戰爭磨難,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貴。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不是人類和平之計。和平而不是戰爭,合作而不是對抗,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這是很具有洞察力的見解。的確,通過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我們可以對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展開分析,更可以上升到民族國家體系、亞洲和西方甚至現代性的反思之上。這樣,南京大屠殺才不至于僅僅被作為中國近代以來屈辱的頂峰,而作為一種民族復興的動力,同時要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一種參照。因為,合作而不是戰爭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題。

  擴展地說,本書對于我們反思如何建構近代中國的敘事模式,也具有參考意義。比如,我們應該如何辨析近代以來的媒體策略對于我們形成近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記憶,從而探索多種歷史寫作的可能性。


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201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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