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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博物學史,也是一部社會史
2017年12月04日 

禾刀

不列顛博物學家 一部社會史

《不列顛博物學家:一部社會史》  [英]大衛·埃利斯頓·艾倫 著  

程璽 譯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7.6

  

1819年9月7日,23歲的英國小伙子威廉·麥吉利夫雷懷揣10英鎊,帶著極其簡單的行李從家鄉亞伯丁出發,開始長達800英里的行走。為了便于田野調查,他特意選擇了一條曲折的路線,最終于10月20日抵達終點倫敦。這個距離比北京至上海的距離更遠,算下來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為此威廉每天四點半得起床,辛苦至極。

  同時代,像威廉這樣鐘情博物學而精力旺盛者絕非鳳毛麟角。為了從事博物學研究,有人從不知疲憊,有人從不休假,有人經常忘記是否吃過飯……當時的博物學家普遍認為,時代使“他們對懶散有一種負罪和厭惡感,娛樂從來不能令他們放松”。

  博物學家的敬業精神令人敬佩,本書作者大衛·埃利斯頓·艾倫則認為,這一群體的表現不過是19世紀田野俱樂部蔚為風潮的時代癥候——1873年,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169家地方科學協會中多達104家是明確的田野俱樂部。

  1962年春,大衛·埃利斯頓·艾倫在為不列顛群島植物學協會會議策劃一個小展覽時,無意中“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實——廣泛的全國性潮流忠實而明確地反映在了這個微縮世界之中”,博物學發展無異于社會史的一張晴雨表:透過博物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零碎到系統、從業余到專業等發展脈絡,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時期社會潮流與博物學之間的相互影響。

  歷史上英國是博物學最為發達的國家,知名博物學家比比皆是,如約翰·雷、吉爾伯特·懷特、林奈、達爾文、赫胥黎、賴爾等。艾倫寫作此書,并不是為了給這些知名人物樹碑立傳,而是從社會史角度,追溯博物學家從17世紀到20世紀初期的發展歷程,講述學徒藥劑師們的“植物采集活動”、國家保護區和跨國協會的建立,也講述博物學作為一門組織化學科的誕生過程(包括植物、地質、鳥類、昆蟲、海洋生物、生態等學科領域)。

  從可查尋的記錄看,英國的博物學協會肇始于17世紀的藥劑師協會。因為工作關系,藥劑師們必須正確鑒別藥用植物,這與我國明代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的研究異曲同工。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不僅介紹了大量藥方,描述植物也多達1195種。之所以200多年后,英國能夠在博物學研究方面比中國走得更遠,重要因素之一或是公眾的廣泛參與。比如許多英國家庭曾流行在客廳擺放蕨類植物,后來又時興擺放動物標本,再后來又熱衷擺放裝有海洋生物的水箱——英國人覺得把玩自然“就像把玩一件新買的玩具”。公眾對自然的推崇,不知不覺中會推動博物學向前發展。

  艾倫指出,英國博物學的誕生源于職業原因,甚至商業原因,而非純粹的科學原因。并不否認,功利因素會給博物學研究帶來諸多弊端,如大量挖掘礦石和植物,肆意捕捉昆蟲和鳥類,超量捕獵海洋生物,但利益驅動的結果是多方面的,也會促進博物學研究裝備的進步,比如地質錘、捕蝶網、水族箱的發明;比如田野調查衣著和博物箱的標準化;比如望遠鏡和顯微鏡的大量應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大大降低了成本,從而也大大降低了博物學研究門檻。

  正如前面所述,博物學與社會的影響是相互的。博物學家最初開展田野調查全憑一副鐵腳板,像麥吉利夫雷那樣能行走800英里的畢竟屈指可數,更多人只能在生活周邊開展研究。隨著火車、汽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的出現,博物學家的腳步越走越遠,協會活動也不再局限于城鎮和晚上。最有意思的是,曾有段時期,受人們書寫潮流影響,“一切博物學書籍或文章中都要加入一段華茲華斯的文字,這成了一項必需的義務”。至于歷史上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對博物學發展的影響毋庸贅言。

  當然,社會的發展進步也會給博物學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革命對礦石需求量越來越大,而“大工業擴張所推動的大規模挖掘,帶來了誘人的采集化石和研究地層的機會”。及至1886年,“單是英國已知的化石物種就不下19000種”。“17世紀晚期,隨著海水浴的風靡,海洋博物學似乎也變得越來越熱門。”

  博物學家雖不乏閃光的一面,但有時也難避世俗的侵擾。一些協會為聚攏人氣,不得不以名譽領袖禮邀名人入會,有的倚靠豪門家族以擴大影響。也有一些博物學家被生計攪得心神俱疲,如19世紀30年代,由于薪資實在太低,許多博物學教授不得不靠頻繁著書來安身立命。而史密斯接手林奈學會后,也曾“計劃撰寫一本關于地層的專著。他認為自己的數據有巨大的商業價值,因而把它們當成了一個大秘密”。愛丁堡植物學會一開始就設立了一個主要目標,即“成為一個組織化的全國標本交易中心”。有些采集者則是“通過銷售采集到的標本為生”。這里特別有必要提一下羅伯特·福鈞,著名的植物大盜,當年正是他從中國盜走了茶葉樹種。

  雖然艾倫對博物學發展過程中的“商業化泛濫”不無批評,但他對博物學的社會屬性同樣有著清醒的認識。也許在他看來,博物學根本不可能置身于社會之外,當前人們唯一能做的是將學術與商業細分,讓專業人做專業事,而不是像歷史上那樣一次次隨波逐流。

  

來源:中華讀書報  發布時間:201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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